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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暴力的协定

 @马克西米露Patricia  

晚星:


从第一页开始每况愈下,如同弥尔顿笔下撒旦的堕落,裹挟着狂风烈焰,翻滚着向深渊直坠而下,吞噬一切希望星火,直到在自我啃啮的残酷与疯狂中把自身也焚尽。读得断断续续,几乎每隔几页就需要做点别的事,用以缓和那令人窒息的压抑。层层累叠的细节是如此真实,如此痛苦……哪怕不再惊讶,也依旧心惊肉跳,心寒齿冷。


……

芽月2日(3月22日)晚,罗伯斯庇尔回到了玛莱区,他在巴黎的最初两年就住在那里。他和丹东共进晚餐。罗伯斯庇尔沉默不语,看起来心绪不宁。丹东以他一贯的大胆作风直接问罗伯斯庇尔,恐怖政策的牺牲者为什么还那样多:“保王党和密谋者应该受到处罚,这我能够理解,但那些无辜的人呢?”“谁说无辜的人被处死了?”罗伯斯庇尔厉声反驳。丹东问罗伯斯庇尔,他们是否能把个人分歧放在一边,染整考虑一下法国的未来。事实上,丹东应该知道,在“不可腐蚀者”的头脑中,没有什么比法国的命运更加重要。如果关于他们的谈话记录是准确的,那么丹东是试图和罗伯斯庇尔进行朋友之间的对话,如同他在自己的私人和政治生活中经常做的那样,并愿意作出妥协。但罗伯斯庇尔是从来不会妥协的。对他而言原则最重要。所有的东西,甚至他的良心,都必须为满足原则而调整。罗伯斯庇尔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丹东和他是相似的人,他们可以暂时把个人分歧放到一边。丹东的妻子去世时,罗伯斯庇尔曾给他写信:“在这一刻,我和你同为一体。”但仅仅一年后,这种认同感就荡然无存了。“我想,拥有你这样道德原则的人,大概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惩罚。”他讽刺地对丹东说。“而我认为,你会因为没有人被惩罚而恼火。”丹东尖刻地反驳。罗伯斯庇尔起身离开了。丹东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这天晚上晚些时候,罗伯斯庇尔同意了委员会将丹东免职的决定。在此之前,他一直是反对这么做的——但现在他同意了。罗伯斯庇尔在丹东及其追随者的逮捕令上签了字,他的签字看上去很不起眼:他在被捕者的名字下划了半条线,并且只加注了11个字——这样的签字或许是表示强调,或许说明他迫不得已。罗伯斯庇尔可能是生气了。他曾经对卡米耶不满,现在同样对丹东不满,但他不是那种因为生气就会把人送上断头台的人。罗伯斯庇尔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他关于共和国及其生存条件的看法已经和丹东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不久之后,卡米耶到杜波莱那里去看望罗伯斯庇尔,却失望地回到了自己的公寓——他和露西尔就住在丹东楼上。卡米耶说:“一切都结束了:我去找罗伯斯庇尔,但他拒绝见我。”但在国民工会和整个巴黎,仍然有忠诚于丹东的人。丹东的一个支持者跑来告诉他,逮捕令已经签署了,他必须马上逃走。据说,丹东拒绝了,他说:“我能带着祖国一起逃走吗?”丹东对爱国主义有自己的理解,这句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丹东的爱国热情绝不逊色于罗伯斯庇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有极大的不同。丹东被捕之前还在不停地说:“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

丹东错了。公共安全委员会和规模较大但权力小一些的一般安全委员会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作出了最终决定。随后,丹东在深夜被捕了。卡米耶·德穆兰、法布尔和丹东的其他亲密朋友也被捕了。他们被送到离科德利埃俱乐部好丹东、卡米耶住所很近的卢森堡监狱。丹东同室的狱友是写作《人的权利》的著名作家托马斯·潘恩,他热情地迎接了丹东。潘恩对英国政治和美国革命都有过突出的贡献。他到巴黎来希望取得同样的成就,但因为和吉伦特派来往密切,他的梦想不得不终止在监狱里了。丹东的英文要比潘恩的法文好,他对潘恩说:“潘恩先生,在你的国家,你有幸为自己的信仰和事业大声疾呼,我却没有这种机会了。”

第二天早上,圣茹斯特在国民工会宣读了义愤反对丹东及其支持者的报告。圣茹斯特笔直地站在讲台上,一只手稳稳地拿着演讲稿,没有丝毫抖动,他用了一个下切的手势强调自己的观点——这个手势让听众想到了断头台:“你们想拯救丹东,因为他是一个名人——一个你们熟悉并敬仰的人。你们钦佩他的个人才能,但这种软弱会让你们功败垂成。你们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自由世界,现在你们却打算为顾全一个人而牺牲这种自由。”他最后用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我们说过的话将永远被世人铭记。”所有人都惊呆了,会场里一片沉寂。圣茹斯特出发前,罗伯斯庇尔交给他一个笔记本,圣茹斯特正是按照笔记本上匆忙写下的要点做出这番讲话的,这本笔记本一直保存到现在,它清楚地显示了“不可腐蚀者”亲自参与了对自己老朋友的攻击。由于最近的金融丑闻,针对法布尔的证据已经十分充分,以至于用不着其他特别的罪证了。但罗伯斯庇尔仍然指控法布尔鼓励卡米耶·德穆兰发行《老科德利埃》报——罗伯斯庇尔想借此否认自己与这份报纸有任何关系——并暗示这是由丹东支持的反革命阴谋的一部分。罗伯斯庇尔对卡米耶进行了严厉批判,声称卡米耶的虚荣心和丰富的想象力让他成为了法布尔和丹东的一条称职的走狗。但罗伯斯庇尔在笔记中没有为卡米耶添加更多的罪名——这表明罗伯斯庇尔至少是真诚的,无论这些指控有多么错误和荒唐。他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

对于丹东,罗伯斯庇尔列出了更多的罪状:丹东是拉法耶特将军和米拉波的好友,并同巴纳夫和莱梅斯兄弟(在国王逃亡瓦伦、雅各宾派分裂后,他们曾支持反动的斐扬派)有密切的往来;丹东曾试图拯救布里索和其他吉伦特党人,他一直是奸诈阴险的迪穆里耶将军的朋友。回想起来,所有这些联系现在都显得更加可疑了。罗伯斯庇尔狂热的思维已无法辨别真正的威胁和幻想之间的不同。他在笔记中继续写道:丹东模仿法布尔夸张的滑稽剧般的做法,在讲台上公然哭泣,但这只能让他成为一个可笑的人。的确,在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丹东曾眼含热泪:罗伯斯庇尔不得不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消除这些眼泪给他造成的困惑。不仅如此,罗伯斯庇尔进一步指出,丹东作为爱国者只是徒有虚名。他说丹东在1792年8月10日人民推翻君主制的起义中并未发挥任何作用。起义发生之前,丹东离开巴黎前往阿尔西。就在起义当晚,他也是被人从床上拖起来出席他那个分区的会议的。事实上,起义当晚丹东一直呆在街上,并批准了市政大楼门口的起义行动。随后,丹东亲自来到战斗前线与敌人厮杀。而现在,从未参加过革命暴动的罗伯斯庇尔却指责丹东胆小懦弱。罗伯斯庇尔还批评丹东肥胖、好色、懒惰。罗伯斯庇尔的笔记充斥着憎恨,甚至是疯狂——就连圣茹斯特也认为这种指控最好不要写到正式报告中。

圣茹斯特演讲完毕之后,国民公会的一名代表打破了沉默。他提出,丹东应该公开受审。罗伯斯庇尔立刻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无异于因为考虑到丹东的声望而给予他一种特权。罗伯斯庇尔坚持认为,革命中最重要的不是人,而是原则。丹东将不会被基于在国民公会前为自己辩护的特别机会,他必须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接受革命法庭的审判:“不!我们不需要任何特权!不!我们也不需要任何偶像!”

  我必须在这里强调,我有一个特殊的责任,那就是保护原则的纯洁性,因为只有坚持原则我们才能消除所有阴谋。反革命者试图威胁我,他们想要我以为,丹东的危险也就是我的危险。他们把丹东描绘成一个我应该依靠的人、一面保护我的盾牌、一座替我挡住敌人匕首的壁垒。丹东的朋友给我写过信,试图影响我的决定。他们认为我对过去友情的回忆,我对虚假美德曾有过的错误信仰会削弱我对自由的热情和坚持。他们错了。我在此声明,所有这些情感都不会对我造成丝毫影响。我还要强调,如果丹东的危险真的会成为我自己的危险,如果丹东的毁灭真的为贵族们抓住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我也不会将这件事看做一个公共灾难,什么才是我最大的威胁?我的生命是属于祖国的,我无所畏惧,如果必须为革命现身,我也要死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罗伯斯庇尔的干预赢得了听众长久而热烈的掌声。罗伯斯庇尔讲话的口吻是不容置疑的,他主张严格执行不近人情的原则。他的讲话有一种极度自我的修辞风格,过去的五年里,他已经把这种风格发挥到了极致。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发言像他这样固执己见、充满预见性或如此多地夸耀自己对革命的贡献。但是,也没有人能像罗伯斯庇尔那样,抛开所有个人感情,完全投身于他所认为的“公共利益”事业之中。无论是友谊、贿赂,还是快乐、痛苦,都不能妨碍他追求心目中的“人民的事业”。丹东的朋友的确给他写过信。露西尔·德穆兰的目前甚至请求他回想一下他抱着教子贺拉斯时的情景,以及当时他体会到的喜悦感。罗伯斯庇尔会进行干预,拯救丹东和卡米耶,让他们平安返回到自己的家庭吗?但作为“不可腐蚀者”,罗伯斯庇尔能够谨慎地放弃任何私人感情——他为自己能这么做感到骄傲。罗伯斯庇尔在讲话中如此频繁地提到他把自己和革命视作一体——这两者在他心中是不可分割的。不仅如此,罗伯斯庇尔身边的人也认为,由他领导革命是上帝的旨意。在所有人看来,罗伯斯庇尔“不可腐蚀”的品质都是无可质疑的,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如果罗伯斯庇尔被卷入(丹东或法布尔那样的)经济丑闻,收取贿赂,作出某种恶行(就像卡里耶在南特的行为),或者像米拉波那样私生活不检点(米拉波被发现和几个妓女一起待在王宫花园),他立刻就会名声扫地。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言论、洁身自好的生活、明确的原则和激进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组合,让他成为了革命的化身。

……

……但圣茹斯特并没有听到丹东的喊声。他正在国民公会准备一项比“三日规则”——该规则规定吉伦特派的审判必须在三天内结束——更严厉的议案。圣茹斯特提议:“任何抵制或侮辱国家裁决的犯人都应被立刻取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受到恐吓的代表通过了他的提案。除了其他威胁,传闻中的卢森堡监狱——吉伦特派就被关在那里——暴动的消息也让工会代表们害怕。罗伯斯庇尔建议,圣茹斯特的报告和新通过的法令应该立即送到革命法庭,并在那里当众宣读。审讯的最后一天上午,罗伯斯庇尔的要求被忠实地执行了,法庭不允许犯人们进行最后的辩护。审判匆忙地结束了。丹东怒吼道:“我们未经审讯就被定了罪。”卡米耶撕掉了准备好的发言稿。为了避免更多麻烦,犯人们还没来得及听到最终的判决——死刑,就被强行押出了法庭。

最后的24小时里,丹东一直试图安慰卡米耶,他像一个吓坏了的孩子,哭个不停。卡米耶焦虑不安地问丹东:“他们会杀我的妻子吗?”她只有23岁。卡米耶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长信:

  尽管我遭受了这样多的痛苦,我仍然相信上帝的存在。我的鲜血将会洗清我的罪过和我身上人类的恶习,上帝会奖励我善的一面——我的美德,我对自由的热爱。哦,露西尔!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会……再见了,露西尔,你是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在这世界上最值得珍爱的人……我能感觉到生命之岸正在离我远去。我仍然能看到露西尔。我能看到你。我张开双臂,紧紧抱住你。我绑定双手拥抱你。我被砍下的头颅落在了你的身上。我就要死了。

但露西尔并未受到这封信。她已经被逮捕了,并被指控试图闪动传闻中的卢森堡监狱暴动。一周后,正如卡米耶担心的那样,她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芽月16日(4月5日)下午,当押送丹东党人的马车和武装警卫到来时,卡米耶已经镇定多了,他利用自己生命中最后一点时间欣赏了巴黎的美丽:塞纳河右岸房屋高处的窗户上反射出柔和的金色光芒;杜伊勒里宫花园里的丁香和樱桃正在盛开;还有革命前厂区的咖啡馆,在那里向他的第一个妻子求爱,并梦想成为一个律师。随后,犯人们被带到圣奥诺雷大街,这条路上刚好有一个画家,他画下了丹东脸上暴怒的表情。丹东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他大声地咆哮和怒骂。当他们经过这条街得366号杜坡莱家时,房屋的窗户紧闭着——和路易十六处刑经过这里时一样。罗伯斯庇尔在房间里的某处沉默、孤独地坐着。

  据当时的一个目击者说,犯人们先是沿着圣奥诺雷大街走,此后又向回穿过了杜伊勒里宫花园,最后被领到花园的围栏边——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广场。在革命广场的自由女神像旁边,已经搭建好了为犯人准备的断头台。现在将近下午6时,夕阳已变成石膏般的暗红色。丹东是最后一个被处死的。太阳的余晖照在他身上,投射出一个巨大的黑影。丹东告诉刽子手一定要将他的头颅展示给人群看,他喃喃自语道:“我再也不能见到她了……也不会见到任何丑恶了。”丹东可能是指他的新妻子,也可能是其他女人,但无论怎样,“她”都是最重要的,意味着丹东的整个世界。“她”更有可能是指法国:丹东热爱自己的国家,而且早就准备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了。他为自己曾参与建立革命法庭——正是这一法庭判处了他的死刑——恳求人们和上帝的宽恕。据另一个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说,在丹东躺倒在断头台之前,他用最后的几分钟扫视了一遍人群。人群中有人和丹东的目光对视,然后有一只手举了起来,做出了免罪的圣礼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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